对当前青年美术运动的性质和趋向的评定，绝非可以三言两语以好恶之情裁夺；亦非想当然地臆断，或凭经验试图将其纳入某一“正常”轨道所能及的。
本文在有限篇幅内试图勾描出一个现代史的某一方面的塑造者的背景，主要是心理背景，以衬出这些历史塑造者的行为、作用和趋向，从而为解答上述问题打下一个层次的基础。
一、情感与理性相逆的悲剧史。
情感和理性在心理学范畴中本是处于两极的概念。在作为个体的艺术家那里，创作心理大多是处于某一极端的，或较理智或富激情。但是，当它们成为具有历史主导意义的社会心理范畴时，二者的统一则成为历史文化财富形成的决定因素之一。人类辉煌时代的创造物是那个时代情理并汇的社会心理所导引的杰出人物（也是杰出人物造就的时代心理）共同创造的。
然而，综观现代中国美术史（乃至整个文化史），在它每一次转折变革时期中都强烈地显示出理性与激情强烈对抗的集体心理状态，而两者又由于社会环境、民族传统、个人素质等多方面原因双双受挫，致使中国现代美术的变革悲剧一演再演，终未筑成中国现代美术的体系。
（1）激情与理性的暂时并存
没有勇士和激情就没有文化变革运动。而激情总是与爱憎相连。但是，激情一旦发动起来，又很可能不符“常情”，则爱憎亦会有不合“常情”之处。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到鲁迅，乃至80年代现代文化变革运动中的热血青年都有这样一种似乎情理相悖的心态。即，基于强烈的民族自强之心而以偏激的“反民族”“反传统”的而目出现。
在文化比较中，他们不惜以我之弱比人之强．以我之古（古代封建文化）比人之今（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以我之劣比人之优。这种“自绌”比较法是从妄自尊大的蒙昧中醒来,以理性的目光看现实和世界，深刻反省批判自身，排斥并试图超越民族感情的进步之举。如陈独秀所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
但在感情上，又是矛盾的。历史悠久的传统精神显然不能经世致用，而西来富强之道又难于一时合我中华之习，炎黄之情。于是，恨我是因爱我，而爱人（西方）又可能是基于拒人。拥抱与排斥的深层矛盾心理与理智决择和情感的不尽情愿的外部言行之矛盾即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的并存心态。
就是这些痛苦的而又富于牺牲精神的几代激进的知识分子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运动。
以“五四”运动为发端的现代（包括当前）中国文化运动其实质仍主要是引进西方近代（而非现代）文化精神的运动。这种精神即是反抗封建社会及其思想的祟拜上帝神与君主的精神，而在思想和行动的领域里伸张人类自我的理性精神，这个理性觉醒的任务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已经完成，而我们却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因此，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和85年以来的“文化热”（在美术界是'85美术运动兴起）这近现代历史上三次大的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理性不断觉醒的历史。相对于古老的传统文化和人类现代文化而言，它们均是文化启蒙运动；但是，前两次启蒙都没有最终完成。启蒙的一再重复，从客观方面讲，是传统的惯性力过于强大和偶然事件的干扰，从主观因素讲，则是理性觉醒后又一再失落，它被异化了的激情所异化。理性启动了激情，但结果又违背了原初的理性，这即是三次启蒙的悲剧原因。
（2）从实践理性回归人伦理性。
提倡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这仍然是当今中国现代化变革的中心内容。
五四的科学民主论是对西方近代理性精神的引进，但是其途径却是面向现代西方文化的途择，将求真理的科学理性作为人生观的核心是五四变革的首要任务。面对纷呈的西方现代哲学、科学哲学，五四先哲首先选中了查理、山德尔斯·皮尔士、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罗素的分析哲学亦显示了极大兴趣，试图树立科学的人生观。1919年到1923年间，杜威（丁·Dewey ) 、罗素（B、 Rusell）、杜里舒( H、 Driesch）等相继来华讲学。而诸家之中，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尤为时人所青眯。从陈独秀、胡适早期著作中均可看到这一派的影响。
实用主义“是一种既寻求与科学、生活及文化的接触，而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逻辑分析水准的哲学”( M、怀特《分析的时代》）同时，它又是一种关于行动结果的价值判断的哲学，“所以，实用主义的方法并不是什么特定的结果，而只是一种决定方针的态度。即：不看最初的事物、原则、范畴、设想的必然性，而看最后的事物、收获、后果、事实的态度。”（同上）
这种哲学正好符合五四先哲们的选择意志，也是与他们蔑视以往不能经世致用的天经地义之理，而渴望富于实效的、能应付新环境的真理的心态相适应的，同时，对于一时难于介入西方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和逻辑分析哲学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折衷而又平易亲切的哲学观是最受欢迎的了。胡适在解释杜威的实验主义时，即说：“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知道天下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方才可以起一种知识上的责任心：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绝对存在的‘道’哪，‘理’哪，乃是这个境地、这个时间、这个我的这个道理。”（《实验主义》载《新青年》六卷四号）陈独秀也高倡“实利主义”：“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一卷一号，1915·9·15）
这种“实用主义”实从清人颜习斋、李恕谷即已发端。颜、李鄙夷时人的程朱陆王之争、汉宋之争和新旧之争而热心于用世，讲学问要以有益于人生政治为主。并将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翻案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这种对理性特别是实用理性的崇奉是反信仰的，主张对所有圣贤成说的怀疑和否定，倡思考，重个性，这是典型的笛卡尔怀疑哲学和“方法就是一切”的逻辑实证哲学的结合产物。 (文：高名潞/摄影：/责任编辑：baishi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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