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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的评论家栗宪庭谈画家村流变

时间:2013-04-15 13:15 来源: TAG标签: 点击:

  金燕(以下简称金):您是当代艺术的评论家,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想约您谈谈北京艺术部落的形成和发展。

 栗宪庭(以下简称栗):这要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聊。真正的艺术村落的形成要到九十年代,但八十年代中期是一个前兆,这是跟整个社会背景有关的,那时候开始出现下海潮,民工潮,个体户,也就是说开始出现自由职业这样一种现象。以前一个人如果没有单位的话是难以想象的,没法生存。但那个时候,人开始可以脱离单位而独立生存了,这是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那个时候许多北京大学生毕业后不愿意服从分配回到家乡,就飘在北京,很多艺术家就飘在北大和清化附近。当时我们《美术报》做过一次报道,称他们为“盲流艺术家”。因为这个报道的关系,开始认识了一些人,比如张大力、高波啊,他们都是工艺美院的,牟森是北师大毕业的,知道有这样一拨人,毕了业不想回去,漂流在北大清华附近。还有一些人已经是在职了,可是愿意在北京呆着,就以进修的名义在那里混。

  金燕:为什么会聚集到那里呢?是因为那里的文化氛围吗?

  栗宪庭:不仅是文化氛围的原因,最大的便利条件是可以在学生食堂吃饭,总比在外边饭馆吃饭要便宜。这也是基于生存的很重要的客观原因。

  金燕:有没有寻找心理上的归属感的因素?

  栗宪庭:我想象不到艺术和这些大学有什么归属关系。可能也还有群体感的因素,因为他们做的艺术和大学生比较聊得来。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看法,对自由精神的认同都是有比较一致的认识的,交流起来比较容易,那里聚集了很多漂泊的灵魂(笑)。

  金燕:后来是怎样发展成为村落的呢?

  栗宪庭:《美术报》解散以后,当时我们《美术报》的几个人,包括丁方、田彬也开始成了漂泊一族了。田彬第一个找到后来成为圆明园艺术村的那个福缘门村,看见那有很多空房子,而且挨着圆明园的福海,可以游泳,觉得环境很好,就搬到那去了。丁方紧接着也搬过去了,方力钧那时跟我们来往比较多,也搬过去了。他们定下来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和廖文两人就骑着自行车从后海跑到他们那里,一看,不错,一个破院子,三间房,顶多50平米,中间是堂屋,田彬和方力钧两人各占两边一间。真正的圆明园是这样开始的,后来就有些人来北京投奔到那。我也介绍过去不少人,包括鹿林。



  金燕:听说鹿林是你从山东叫来的。

  栗宪庭:那是我到南京做一个杂志,在南京街上看见徐一晖,我说跟我来北京吧,徐一晖就拎个塑料袋子装两件衣服,衣服口袋里插一根牙刷,就跟我走了。路过山东的时候,下车去看看鹿林。鹿林正在做装修,一听就激动了,扔下手里的工具就跟着跑来了。他们后来就去了圆明园。逐渐地,人多了起来,新闻就炒了起来,很多人慕名而来。高峰的时候就是92年至93年。渐渐开始有画廊、画商、记者频频出入那里。

  金燕:94年的时候我到圆明园,很热闹,很有乌托邦的感觉。

  栗宪庭:94年开始有一些人陆续来宋庄,因为到高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画不下去画了。像赶庙会一样,圆明园成了旅游的地方。为什么会选择宋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就是因为张惠平有个学生是这个村子的人,提供了信息,说这个村子有很多空房子,农民进城了,房子就荒废了。他们就过来看,一看周边环境还不错,有潮白河,那时桃花也正在开,觉得很理想。所以决定在这安顿下来。中间我也来看了两次,觉得不错。很大的院子,灰砖的房子,花格子窗已经变成赭石色,我从小住四合院,对这种院子有种很奇怪的情感,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只是想住农家小院》,说了我来这里的过程。在圆明园的时候方力钧、张惠平、岳敏君几个人关系比较好,总在一起吃饭,集体请个保姆做饭,像食堂一样,所以就一起约着在宋庄买了地买了房子。



  金燕:好像95年的时候才有很多人搬过来。

  栗宪庭:95年,由于圆明园解散,就突然搬过来好大一批人,因为人都不知道该往哪去,不像最早的一批那样主动,有点被动和盲目。当时圆明园的一部分人去了西坝河,比如伊灵啊,王庆松啊,后来又跑到这边来了。

  金燕:当时还有一个东村?跟圆明园是什么关系?

  栗:那个要晚多了,跟圆明园没什么直接关系。那是94年开始的,当时在美院附近混的很多人在外面租房子,张洹啊,马六明啊,朱冥啊。他们搞行为艺术的聚集在那里。

  金:东村西村(圆明园画家村)好像都是以大学周边为根据地。

  栗:圆明园是这样的,东村跟大学没多少关系。当时圆明园在西边,他们就自称东村,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纽约也有一个东村,东村挨着SOHO,还有格林威志,也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金:国外的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多吗?

  栗:很多。上世纪初就有法国的蒙马特艺术家村,是最早的艺术村落之一,另外还有巴比松,在巴黎的郊区,实际上比蒙马特还要早,像米勒啊许多大师都在那。那些地方现在已经成了彻底的旅游区。当年的画室已经被别人买了,成了参观展览的地方,或者成了画廊。那个地方很像宋庄,因为是农村嘛,都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的,被隔开的,很像宋庄的居住方式。



  金:艺术家喜欢扎堆,过一种部落式的生活,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栗:艺术家其实挺怕孤独的,他们喜欢交流喜欢聊天,在一起谈人生谈哲学谈艺术,所以容易聚集在一起,世界上几个聚集区都是这样聚集起来的,比如说SOHO,当时是个仓库。有人说圆明园是凡高们居住的地方,实际上是夸张了。因为当时凡高是从城里往外逃,而圆明园的人是从各地往城市里聚。聚集在这里不是因为艺术,而是因为生活。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艺术家是生活在体制内的,有人给发工资,有人管生活,但也不自由,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创作。我觉得圆明园的意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生活方式上的独立,即不按照“有国家单位”那样独立的生存,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意识形态在组织上的控制,以致形成真正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现在画画成为一种职业,这些人脱离了体制,想画什么画什么,想什么时候画什么时候画,过着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成了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但是生活的问题也就出来了,没人管了,必须自己谋求生路。所以就聚集在了一起。

  金:聚集在一起是迫于生存的现实?

  栗:出来,是对以前的生存方式的一个叛逆,但又必须维持生活,所以跑到北京来,机会比较多。这是前提条件,圆明园确实也有一些人卖过画。而当时法国的一些画家聚集在一起是因为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的,比如说那个地方有很多酒吧,就成了艺术家们聚会的艺术沙龙。



  金:也就是说,来圆明园不一定是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只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来与社会打交道。

  栗:对,圆明园里画什么的都有,也有画行画的。大家来这只是为了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圆明园的意义就在于,中国从此有了这样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群体。在中国,公职就意味着你要有所付出,比如,在画院,你每年要交多少张画,什么题材的画都是被规定了的,这些都会对一个在职的艺术家带来一些影响,当他离开这个职位,走出体制,这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改变。当时有个宣言,是走自由艺术家这样的道路的一个宣言。但实际上在一起很少画画,喝酒啊,吵架啊,找女孩啊,也可以说很颓废,但是大家很放松,天天都像过节。后来到了宋庄就开始像是一种实验了,圆明园的时候是宣言,宋庄的时代才开始真的走入自由艺术家的生活状态。因为每人有独立的院子,不像圆明园那样密集,在圆明园大家挨得很近,你可以很轻易的被人找到,被画商找到,被记者找到,你也可以出门随便就可以碰见另一个画家,轻易地走到另一个画家的工作室去吃饭去喝酒。但在宋庄不一样,被人找到并不容易,所以能使画家真正安静下来,开始画画。所以圆明园的自由艺术宣言,实际上在宋庄成为一个事实。



  金:圆明园的生活状态给许多后来的画家留下一个错觉,因为在圆明园大家距离近,生活很好混,没钱也不怕饿死,到处都能蹭到饭,然后到宋庄来可能大家一下子会感到很失落。

  栗:像方力钧、岳敏君,在圆明园的时候已经成名了,但是许多重要的作品是在宋庄完成的。王庆松在圆明园时代很贫困,但是在宋庄成名了。张鉴墙也是,鹿林是失败的典型,我想他是在艺术上下的功夫太少,太过于情绪化。来到这以后还是保持圆明园时期的状态,所以没有成功。

  金:宋庄之后又有一些新的部落产生?

  栗:宋庄之后就是798,上苑啊。

  金:那边的性质是跟宋庄一样的吗?

  栗:上苑有学院的老师,也有一批自由艺术家。

  金: 那798与宋庄的区别又在哪儿呢?

  栗:798的模式非常像美国SOHO的模式。SOHO六十年代牵离曼哈顿,那里就遗留了一些废旧工厂和仓库。因为大,很适合做工作室,艺术家就聚集在这里。后来那里成为纽约现代艺术一个很重要的发源地。七八十年代就慢慢变成时尚的区域了。因为画家很多,很多画廊进去,现在是纽约一个很时尚的地皮,变成很贵的一个地界了。你去曼哈顿旅游如果不去SOHO的话一定很遗憾。798有点像SOHO,798就是个败落的工厂,厂房很大,可以做雕塑,巨大的雕塑,很多艺术家租用了厂房做工作室。

  金:但是很快就成了商业味很浓的地方了,艺术家是不是又要逃离?

  栗:花家地也是一个聚集区,还有索家村、费家村也是这样的地方。798很快热闹起来了,很像当年的圆明园,人来人往的,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画不了画,而且很快商业化,有些画家就又找到新的适合画画的地方。 索家村、费家村也是废旧的仓库,也很适合画家居住,也就成了相对集中的聚集区。

  金:那是不是说,不管国外还是国内都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艺术家找到安静和便宜的地方,而一旦形成了规模,就带动了消费,使那个原本荒漠的地方变成了商业或者说时尚的消费区。一旦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成了时尚热点或观光景点,他们就开始逃离?

  栗:对,这是个规律。我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看见很多艺术家占了柏林墙旁边的破房子,有一个大楼,据说是失火后废弃的,那里破破烂烂的,门都没有,墙上还有大窟窿。艺术家把那里的墙涂得花里胡哨的。过了几年,我第二次去看的时候,那里面已经改装成了发廊、服装店,成了一个商业区。



  金:艺术家净给商业做贡献了。

  栗:没错!

  金:最开始大家来北京的时候好像普遍还是有些理想主义的情怀,想脱离体制的束缚,想要过自由的创造生活。现在好像就很现实了,来北京好像更多的是寻求与社会的通路,寻求商业上的机会。

  栗:这是艺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这在西方是很正常的,只是在中国显得不正常,在中国,艺术家应该是个有单位的人。而在西方,如果一个艺术家有单位,那你就不是艺术家。艺术家,就意味着你是自由的,是职业的。当然也有兼职的,但很少。主要是国外有艺术家赞助体制,还会有一些机构,是福利性质的,艺术家可以申请赞助。

  金:西方社会对艺术还是有一个比较认可的态度。

  栗:对,因为在一个社会里面,艺术是一个文明的标志,那是一种文化。

  金: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对艺术价值的普遍认可。

  栗:在中国文化是提供消费的,什么都是消费的,媒体、电影、电视,都是消费的,没有文化。

  金:现在艺术家的生存环境比以前好点吗?

  栗:以宋庄为例子,大多数艺术家生活得都还很拮据。只有少数人是可以通过艺术品生存的。因为中国没有艺术家赞助体制,西方有一些不能卖钱的作品,比如说行为啊,装置啊,也有艺术基金或者财团的赞助。


  金:我们国家普通百姓对艺术品的收藏风气还没形成,好像也是一个影响艺术市场的重要因素。

  栗:西方的普通家庭也会用艺术品来装饰家庭的。我在纽约住过一段,接触过一些画廊,还看见工人来买画,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习惯,人人都有这个习惯。但在中国,只有大款,还得是喜欢艺术的懂得欣赏艺术的大款才会买画,所以市场很小。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商业的体制,没有一个艺术品流通的体制。另外大多数人都没有闲钱来购置艺术品。

  金:我觉得跟时代也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八十年代好像是个理想主义年代,那个时候诗人、作家等等是像现在的歌星一样受追捧,我觉得那个年代还是崇尚文化和艺术的。九十年代以后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艺术家退到社会的边缘,成了边缘人。好像突然间完全断裂了。

  栗:整个是个消费文化时代,比美国更彻底。消费文化是从美国文化中来的,但中国却是把美国文化中最恶劣的一部分发扬光大了。为什么影星啊歌星啊占据社会的主流,因为他们是被消费的,其他文化不被消费。

  金:在您看来,艺术村落以后的发展方向会是怎样的,会更集中还是会更散落,更个体化?

  栗:现在画廊开始出现的比较多了,798有很多画廊,宋庄这样偏僻的地方已经出现两个画廊了,艺术经纪人的群体开始出现,市场会越来越正常化。

(文:/摄影:/责任编辑:baishi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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