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他老栗就可以了。”这是我见到栗宪庭时他的朋友说的。在当代艺术圈里，作为艺术批评家的栗宪庭是公认的少数极具影响力的人之一。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名字应该经常和岳敏君、王广义这样的艺术大腕们出现在一起，不起眼，但是份量十足。
我不熟悉朋友口中的“老栗”，我只知道那个被称作“当代艺术教父”的栗宪庭：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首先介绍了“星星画派”和其他一些前卫艺术的作品，策划了轰动一时的“85美术思潮”、“新文人画”等；“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以及后来的“艳俗艺术”这些当代艺术史上必见的词藻都出自他的笔下；他是最早发现张晓刚、方力钧等一批极具潜力风格的当代艺术家价值的人……
但是栗宪庭似乎已经忘却了这些旧事。他几乎很少提及这些过往。江湖上常常传说，经栗宪庭指点就能迅速成为艺术大腕。栗宪庭说，“那都是别人瞎传的”，可这阻止不了年轻人成名的热情，想和他聊天的人常常在他家宽敞的客厅里“排队”。比起“当代艺术教父”的头衔，栗宪庭更喜欢别人叫他老栗—那个住在宋庄乡绅般的老头。他很反感“教父”这两个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听上去像黑社会”，况且也不符合他一米六出头的身材。
那么，就叫他老栗吧。
一不小心就踩中一段历史
老栗现在之所以被人尊称为“教父”，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十多年前美国人安德鲁?所罗门的造访。这位在《纽约客》等杂志设有专栏的作家第一次以“当代艺术教父”的头衔介绍老栗，这让老栗一时之间成为了当时为数不多的西方了解中国的窗口。
那时候的老栗在艺术家圈内已经小有名气。他1978年从美院毕业后进入了当时极具影响的《美术》杂志，并以此为平台顶着压力推出了若干艺术家，其中被人提及最多的是1981年的第1期杂志。那期杂志发表了陈丹青的作品《西藏组画》，并且在封面上刊发了罗中立日后最负盛名的油画《父亲》。1983年从《美术》辞职后，老栗去了《中国美术报》任编辑，后者随即成为了“85美术思潮”最为前沿的艺术阵地，包括高名潞、范迪安等日后知名艺术评论人均参与过学术讨论。
老栗的妻子廖文当时也和老栗从事相同的工作。据廖文回忆，当时老栗家几乎24小时都有人，说那是个招待所也许更加贴切。房间里烟雾缭绕，全国各地的艺术家都云集于此。有的是来“朝圣”，大部分是拿着自己的画作来请老栗指点一二，这些人里就包括后来名噪一时的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等等。最为夸张的一次情况是，小小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屋子住下了近30人，里屋的人想去外面上个厕所都要小心翼翼，怕一不小心踩到谁。多年之后，王广义在与廖文谈及当时的情形时颇为感慨，他半开玩笑地说在老栗家“一不小心就踩中一段历史”。
1993年11月，安德鲁?所罗门在拜访了老栗之后回国，他很快撰写了一篇名为《不只是一个哈欠，而是解救中国的吼叫》的文章，详细阐述了以老栗为中心的中国当代艺术圈现状。随后该文刊登在了当月的《时代周刊》上，而封面则选用了方力钧那幅著名的《打哈欠的人》。
在“小房间群体”被安德鲁?所罗门曝光之后，老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应付前来讨教的艺术家，还得抽时间接待蜂拥而来的中外媒体。如果翻阅90年代与中国当代艺术相关的报道，基本上文章里都少不了老栗的身影，他被塑造成中国当代的艺术学术权威，言辞严肃，举足轻重，所有经他口出来的词语，诸如“玩世” 、“波普” 、“艳俗”等几乎都被载入史册。老栗的“教父”形象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奠定，而跟随“教父”的艺术家们也从那间狭小的房间走了出来，迅速奔向了西方世界。
老栗并不喜欢应酬，但是人家大老远来了他也不好意思不接见，廖文说老栗是“烂好人”，对外就说不出一个“不”字。不过有得有失，借此机会，老栗于是在90年代中后期频繁出国，参与到诸多国际策展中。不过老栗很快感到外国人看中国当代艺术更多的是看个热闹，他们并不理解中国。他把自己出国参展的心得写成了一篇名为《我们做不做国际艺术拼盘上的“春卷”》的文章，文中他写到：“春卷不需要发言，也不需要被理解，只要摆好东方风情的姿态就好了。”
人人都能消费艺术
2000年之后，中国艺术品市场迎来它的黄金时期，艺术品和艺术家突然间都变得炙手可热。张晓刚的画在90年代末卖出去时只有几千美元，几年后转手时价格已高达数十万美元，他和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也在此后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圈的“F4”。作为力推当代艺术的老栗原本可以和他们站在一起接受闪光灯的喝彩，但是他却在最高峰的时候选择了移居宋庄，他在那里有一栋房子，地是画家刘炜送的，方力钧帮忙装修。
宋庄离北京城区有18公里，清闲而安静，是个适合创作的地方。随着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崛起，那里聚集了许多形色不一的艺术家，很快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一片艺术家聚集区。这些人中一部分是从圆明园画家村拆迁后移居过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做着当代艺术梦而前来的年轻人。除了少数成名的方力钧等人，他们的生活大多清贫。
老栗移居宋庄之后并没有完全告别当代艺术圈，他只是不再关注那些高端、高价的艺术品。他觉得天价市场开了一个坏头，让当代艺术脱离了大众，所以他更多地开始关注那些贫穷的艺术家，帮助他们解决创作问题，甚至生存问题。这与他当年收留圆明园时期的那些艺术家性质一样，不同的是，老栗家的客厅已经从几十平方米变成了近百平方米。
2005年，在第一届宋庄艺术节上，老栗看到许多画家将自己的作品很随意地支个架子摆在路边销售，不断有路人驻足逗留，和画家讨价还价，每卖出一幅画，作者还会放鞭炮庆祝，沿街看上去就像个农贸市场。老栗忍不住上前询问价格，对方说一幅作品500元。老栗问，这个价钱你们能接受吗？对方说可以，没问题。老栗觉得这样很好，至少年轻人是在自己寻找出路，用相对廉价的创作来获取自身生存的权利。
熟悉老栗的人都知道他坚定地反对艺术商业化。但是在与那些最草根的画家们相处的日子里，老栗的观点慢慢发生了变化，在宋庄他开始思考如何让艺术和商业合理接轨。
2007年，老栗做出了自己的尝试。他挑选了数百名艺术家的作品在宋庄艺术节上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艺术品展销会。他找政府要场地，和艺术家谈合作，解决活动引发的纠纷，甚至钉画也亲自上阵。像商场一样，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摊位展示作品，顾客可以自行挑选，每幅作品的价格都在万元以下。老栗将其称之为艺术集市，入市的原则是：自创、自选、低门槛。在集市的序言《艺术集市2007》中，老栗展现了他理想的一角：“……艺术的体制——美术馆、艺术机构、画廊、批评家、经纪人等，所有艺术体制的各个环节，把现代、当代艺术建成了一个新的象牙塔，尤其在消费社会，艺术市场成了商人尤其是大商人的一个高端游戏。……艺术集市努力建造的不仅是一个低端市场，也是一个打破艺术小圈子化的途径。”
现在艺术集市成为了宋庄艺术节的重头戏，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规模逐渐扩大。老栗得闲的时候也会去集市溜达一圈，只是时间不能停留太久，因为懂行的人会悄悄尾随他。老栗的一位朋友说，有一次老栗在一幅画前站的时间稍微久了些，他离开后那幅画很快就被买走了。
两年过去了，艺术集市真的建立了，但结果并不如老栗所预期：艺术集市真成了农贸市场，没有基本的筛选把关，作品参差不齐，人员也没有组织，鱼龙混杂。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看热闹的人多，买东西的人少。朋友说，老栗不懂商业，他自己也承认。
集市没做好，老栗很失望。不过倔强的他并不肯轻易放弃。
通往“艺术集市”的道路
其实，如果不摸索低端市场的商业道路，现成的还是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叫798，一条叫大芬村：前者形成了当代艺术高端市场的泡沫，后者掀开了人类美术工业化的序幕。老栗对这两条路都不陌生。他了解798，他说那是“由一小撮人操纵的游戏，与大部分艺术家毫无关系”。他去过大芬村，他说在那里看到了几乎所有宋庄名家的复制品。
老栗不希望艺术集市变成798或者大芬村，精英主义和复制工厂都是他所惧怕的市场化后果。这个理念就像个没被污染的孩子，老栗觉得自己应该担当起父亲的角色，引导他走上正途。
在2009年第五届宋庄艺术节上，老栗分别和东方视觉的总编何彬以及年轻的艺术批评家夏彦国联合推出了“嘿市”和“摆摊”的集市展。“嘿市”向周铁海、费大为在内的26位艺术家、收藏家募集了25件特殊价值的物品，然后在宋庄美术馆展览并接受预订。老栗为其贡献了一部书法作品。“摆摊”共邀请了19位优秀的青年艺术家参展，采取的是艺术和商业相结合的形式，即策展人帮艺术家出材料费用，但艺术家必须通过展览把这部分费用赚回来，然后返还给他。夏彦国说，采取这种方式是为了让艺术家们学会生存，对此老栗颇为赞同。
2009年下旬，老栗作为顾问参与了成都“西村艺术区”平价艺术集市的规划，主办方是成都贝森集团。贝森的老总杜坚是个理想主义者，喜欢书法、西方思想哲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早年老栗在798被禁的空间合作方就是他，《新潮》杂志也是他投资的。老栗和他算是旧识，行动起来自然是事半功倍。
西村艺术区占地近百亩，是一个废弃的游泳池改造而成的，改造方案由老栗负责设计，艺术家呈上的作品也由他亲自挑选。有近300位艺术家参展，作品1000多件，每件价位大多都在2000至5000元之间。这个艺术超市还配备了4位艺术家作导游，负责引导和讲解。艺术集市国庆期间试营业了10天，成交量约有十几万元，这样的成绩远超出了老栗的预料，因为开业几乎没有宣传，只在广播里简单说明了一下地址和情况。
老栗说，别人来找他都很好，他也很愿意帮忙。但这是一个新市场、新模式，更像是一个赌博，风险很高，“像杜坚这样有理想主义的商人毕竟不多”。成都的情况显然是一个好的开始，它能作为一个标杆让后来者有章可循。在和杜坚商量艺术集市的时候，上海证大美术馆的馆长沈其斌也在旁边，沈听后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回去也复做了一个“艺术超市”，性质和西村艺术区几乎一样，沈希望在上海也能复制成都的成功。与此同时，西安也邀请老栗作为顾问，他们打算投资2个亿兴建中国最大的艺术家群落，然后利用老栗的理念来实现商业化运作。
看到自己的理念在各地发芽，老栗很高兴，为此他也在各地奔波考察。作为同行，廖文很支持老栗的行为；作为妻子，廖文却更希望老栗能好好休息，不再折腾。廖文跟着老栗来宋庄的时候，老栗允诺说要过一个安静的生活。自从老栗决定要做艺术集市以来，这种“安静”几乎就成为了两个人的奢望。早期因为这事两人还经常会赌气说“搬走”，但是现在却几乎很少再提及这个词了。因为他们心里都明白，种子一旦发芽就不再有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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