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正处于世界历史上几乎空前急剧的转型期。这样一个庞大如一个大洲的民族国家的加速度变化过程给整个世界造成巨大的影响和回声，同样不可避免地给立足于这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个体成员以巨大的道德上的和心理上的刺激和病理性的创伤。过去的正在消逝，现在的不知能持续多久，新的东西正在到来。在这个越来越提倡多元的社会中竟然存在了如此之多的互相间差异极大的外在精神结构：它们的大多数已几乎是废墟化的物体，一小部分不知可持续多久，而更小部分的新的东西若隐若现。这样一种社会地平线绝无疑问地有着巨大的魔力。但是，大多数的废墟化的精神结构是这个社会的早已超级敏感的个体成员所无法承受的。他们如何面对这些精神结构——沟通方式的“重围”？他们如何承载他们的自我？在内在/外在，主体/客体的令人厌恶的强制的两分法中，他们的精神生存策略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如何突/围？
我们来自1949-1976沸腾的革命实验的中国。现在我们在刘勃麟的世界中部分穿越着过去的那个世界。班驳的东方红号机车，没有了主体的巨大塑像底座，宏大的毛泽东题词影壁，在临时的地方，用临时的材料，以临时的字体写就的口号......一瞬间，我们的头脑里出现了卓越的现代主义文本<<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上空游荡"。这个在艺术家作品中的主体，就是一个今天的幽灵。但是他不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幽灵，而是一个卡夫卡加“弱势思想”的幽灵。他由于高瞻远瞩的激情，或由于懒惰，领先于时代或惊人地落后于时代，不愿意对大多数精神结构，交流方式做出反应，而是选择了心不在焉的，无“质量”的，“怎么都行”的“非在场”。这个“‘肤浅‘的雕塑”，这个非意义的形状，这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并没有像许多当代西方艺术中的主体那样愤懑不平，而是走向了一种文化幽默。他从一种结构换到另一种结构，从一个环境换到另一种环境，从一个背景换到另一个背景，就好象我们在真实世界里从一种工作换到另一种工作，从一种观念换到另一种观念，从一地换到另一地一样无意义。但是这些转换却为他，为我们带来了许多自由的空间。它们能够让我们自由地去不履行我们的许多责任。在这一点上，刘勃麟式的幽灵和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一样，是一个当代的中国人。他弱化了，突破了许多精神结构，他自由地突围了。只是他也付出了些许代价，他消灭了虚构英雄史诗。
这些图片/图像作品从历史意识上汇组了来自雕塑，绘画，图像，建筑，装饰，戏剧（化装）的语言来展示给我们面对这些结构重围的突破方式。我们自言自语地重复它们：主体面对这些结构的“非在场”。主体质量的轻烟化的消逝。主体的连根拔起的透明——达到极致的不稳定，使得这些废墟化的结构和方式虽然精力充沛，却找不到受众，也就是“找不到北”，使得废墟真正被废弃。
我们找到方式是为了找到帮助。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寻求帮助。让我们回到现实的中国之中。我们似乎变成了刘勃麟式的幽灵，我们感到轻松，我们穿越（突破）许多精神结构。在无事不转型的时刻，面对死亡和降生的日子。此时哈姆雷特在我们耳边喃喃自语：“在死亡的睡眠里，我们将梦见什么？”
过去的正在消逝，现在的不知还持续多久，新的东西正在到来。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和艺术家一样感到害怕，但更多的时间是和艺术家一起像叫着“太好玩了”的孩童一样欢跳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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