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进入多元化时代
对话人•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理论家 《藏画导报》编辑
时间•2008年3月7日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
《藏画导报》（以下简称“藏”）：请您谈一谈当下中国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可能。
邵大箴（以下简称“邵”）：当代中国画有三大块，一是传统形态的中国画；二是中西融合型的中国画；三是前卫性的中国画（试验水墨画）。这三个类型中国画的价值标准不一样，评判标准也不一样。用传统中国画的评判标准来评论中西融合型的中国画，认为它不是中国画；用中西融合型的中国画标准来评判传统形态的中国画，会认为它太保守；试验水墨画又有自己的标准。
藏：能否展开谈谈？
邵：从学理上来说，它们的共同标准就是人文精神、人文价值，但讨论艺术标准就很复杂了。比如试验的水墨画就是要把中国画传统的技巧消解掉，不要那种笔墨的趣味、笔墨的格调，而是去背叛，重新走一条新路。从传统的中国画的角度看，它是离经叛道；但从绘画的根本意义上来说，这是艺术自由，是一种创新探索，是允许的。这就不能说是一个标准。艺术，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它的标准是人文价值。从技巧上它们是各有各的办法，各有各的道理。像徐悲鸿的中西融合型的绘画，从清代以来的文人画系统来看，肯定是反对的，是与它格格不入的，不能相融的。从纯粹传统文人画的标准来衡量，要是融入西方绘画写实造型的元素，就是大逆不道。但从绘画的原理来讲，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艺术不兼容别的民族的新的因素、新的元素的。如中国的敦煌艺术就不是纯粹的汉族艺术，是中国民族的艺术融汇了西域民族的传统艺术，包括印度、阿拉伯文化。它并不是纯粹中国土生土长的。佛教也不是首先产生在中国，是从印度传来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画就应该是开放的、不应该是封闭的。为什么中国画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保存自己的民族传统呢？因为从20世纪初我们太否定自己的传统了，产生了新的问题，所以要回归，回归到文人画传统，可以说是“拨乱反正”。20世纪初观念片面、过激了，强调用西画的标准来要求传统中国画，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用西画的造型标准如透视、解剖、西方的色彩等来要求中国画，来否定中国文人画的笔墨等等。所以中国画必须回过头来一个反复。回归文人画是找到了原来的文化脉络和笔墨系统，但又少了新意。像现在到处学黄宾虹，学他的笔墨，但是没有新意，或者缺少人文含量。所以，共同标准就是人文意义、人文价值，其他的就应该宽容一些。要维护传统中国画的脉络、精神以及技巧，不能丢掉它的传承。这就有很多的悖论、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在这个大的格局中，这几大块本身就是矛盾的、对撞的、抵触的。在这种状态下就产生了多元的格局，产生各种风格类型的艺术家。有维护文人画传统的，有主张以西补中和中西融合的、甚至有很多前卫性的中国画，这是好现象，因为不同学派的争鸣才能推动中国画往前走。其实20世纪走的也是这个道路，只是20世纪没有这样一个复杂的思考，前70年对文人画传统多有压制。当时就是一派说中国画要革新，另一派说中国画要保持传统。黄宾虹等过去研究中国画的这些人，各说各的理，各走各的道，同时他们互相之间也有影响。齐白石，没有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但他看到了西画，他也不排斥西画；黄宾虹也看到了西方印象派、后印象派的绘画，他不一定有意地吸收西方绘画的肌理、笔触等效果，但他的笔墨里自然而然的透露出一些西画的影子。文化和空气一样，它是不能人为地加以隔绝的，说我纯粹吸中国的空气，西方的空气不可以过来，这不可能。我们处在一个多元的世界、多元的艺术格局，必然造成各种不同的艺术标准，用不同艺术标尺来衡量不同艺术样式的中国画。从时代进步这个角度讲，我们这个时代也必须是宽容的。我们这个国家是开放的、是民主的、是自由的。假如把中国画搞成一个模式，都是传统形态的中国画，都像清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画面貌，那中国画肯定没有前途；如果完全按西方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画，肯定没有前途；中国画完全按前卫艺术的标准来搞，肯定也没有前途。在这个情况下往前走，就要有多元的思维，多元的观念，多元的艺术格局。
藏：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画是比较活跃的，一些画家都在为中国画的当代性做一些探索，但现在他们都在关注一些更有传统韵味的作品，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邵：这当然是好现象。关键是你回归传统也好，充分利用传统的资源也好，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的作品有文化精神，在社会大众中产生影响。至于我们看到他们回归传统，在挖掘传统的资源，他们讲究笔墨，考虑的问题也很深。但他们的艺术没有前卫艺术那么吃香，那么热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仅是国画，乃至整个的文化也是这么一种局面。比如，我们当代搞精英文化的人有几个是在中国很有名的，戏剧演员、文学家、舞蹈家，他们在艺术上有造诣，但被世人所知者却很少。但是一些歌星大家都知道，在电视里出现的那些明星，大家都很熟悉。这是艺术在浅层次上的广泛流传。深层次上的艺术创造，反而很难得到社会的承认，或者社会对他们不是很重视，这也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利于文化的另一面。在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俗文化必定占有优势，它的平台大。比如某某，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在全国十几亿人口里的知名度很高，就是在大众文化里他有成就，两种价值标准就显现出来，一个是商业价值、市场价值、大众文化的价值；一个是高端文化领域的价值。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物质生活提高了，精神生活要求也会更丰富了，大众的判断力随之更强了。他们就会知道哪些是高雅的文化，哪些是俗的文化；俗文化中哪些是健康的，哪些不够健康。那些真正的沉下心来做艺术的中国画家，不要怕走寂寞之道。假如他真的有一种创造的话，他会在艺术上青史留名。另外国家、政府也会在经济、文化不断发展之后相应地调整政策，包括政府的官员，哪些文化对弘扬这个民族的精神是发挥作用的，哪些是仅仅一时满足大众的趣味性文化，逐渐会被大家认识清楚。这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传播媒介也是如此。
藏：有些艺术群体完全是商业的，而且有些很低俗。从国家文化的战略高度，是否应该来引导或干预一些？
邵：国家的引导也不是那么容易。国家引导不能是强制性的，要因势利导。同样也需要一个过程。
藏：中国画的教育也一直存在着争论。比如招生的问题，要考色彩、素描，完全是西方的一套。假如中国画的招生改为考书法、线描，是不是会更有利于中国画的继承和发展呢？
邵：你说的是两个问题。中国的艺术教育是“五四”以后用西方的标准、西方的体系来构建的。西方最基本的是造型，造型就是解剖、透视，就是写实、色彩。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传统的美术教育中断了，后来也有把中国的和西方的结合起来做。整个的艺术教育就是对中国的传统艺术不够重视，重视的是西方的。比如，说到雕塑就是米开朗基罗，说到油画就是达•芬奇。还有，中国画的教育更成问题，因为中国画的教育是放在整个艺术教育的体系之中，都是先学石膏、画人体、色彩透视、学解剖。不仅是美术教育，整个的学校教育都是这样。过去我们从小学开始要写字：颜体、柳体，现在哪个小学生、中学生要写书法啊。现在青年人考油画和国画的比例是十比一。因为青年人认为中国画离它们太远，认为油画新鲜，是进步的，是与时代相结合的。还有小学里没有有关中国画的训练，没有书法的训练。有些青年人考中国画专业是不得已求其次，是油画考不上再考中国画。不仅是艺术教育，中国整个的教育，都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不过，中国人也很容易走极端，一说要重视传统，就有人要孩子从小进私塾，都去学“三字经”。
藏：中国画学院是否应该抽离出来，做一个符合中国画传承和发展的招生和教学体系。现在我们艺术的整个参照系都是西方的，包括理论和批评。这势必把中国传统的精神丧失。而且中国画招生还要考外语，要了解了西方的艺术史，但对自己的传统越来越不清楚了。
邵：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是学中国画的人要不要一定学外语，学其他艺术专业的要不要一定学外语，都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应该把外语放在一个适当位置。因为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交流频繁，就是画中国画学一点外语也不是什么坏事。为什么现在世界不了解中国艺术？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国力太弱，传播不出去。最近我到墨尔本参加一个艺术史大会，人家不了解中国的艺术史，不了解中国研究艺术的人做什么工作。人家都用英文讲。我们能有多少人可以用英文和人家交流？学外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很多外国人也都在学汉语。现代社会就象一个大家庭，如果外语不重视的话，中国文化就很难传播出去。而中国的汉语对于外国人就像“天书”，他们学起来就更难。学不学外语，我同意一个观点，就是要松动一下，不要搞得太紧。画中国画的人懂一些外国的知识，懂一些外国的艺术，对中国画会有好处的。现在各大美术学院的中国画专业的教育，从招生办法到课程设置己有很大改进，而且还在进行改革，这是可喜的现象。一百多年来，我们己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中国画教育不必重起炉灶。现在有些人学了一点传统的皮毛，拉大旗作虎皮，其实离传统还差十万八千里呢，并没有深入到传统的精髓里面。现在画中国的画忽悠的太多，就是互相吹捧的太多。
藏：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与目前中国画传播的混乱状态也有关系。这两年有关中国画的杂志非常多，但缺乏一个标准，结果给广大的受众产生了很深的误导，究竟什么是好的，受众已经难以分辨，对这样一个状况您怎么看？
邵：现在文化传播上是一个无秩序的时代，没有秩序的时代特点就是没有标准，都说自己好，这是一个问题。但也有一点，就是打破那种一家说了算的老大思想。这也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表现，随着受众识别能力的提高，自然就会选择，会从无序走向有序。
藏：您觉得现实主义题材还有多大的希望？
邵：中国没有“现实主义”这个词，它是外来的词。这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广义的，凡是艺术比较写实的，又是介入现实生活的，是现实主义；一个是从库尔贝那时开始描写劳苦大众、下层人民的，描写被上层社会瞧不起的现象或劳动者形象的艺术，被称为现实主义。这个词传到中国后，因为中国20世纪是一个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政治斗争要求艺术创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我们对现实主义的解释和对它的呼唤，是时代的必然。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那就是用过分意识形态化了的现实主义标准要求所有艺术创作，甚至评价艺术史。有人写中国美术史，说中国美术史就是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斗争，从古到今都是如此。现实主义就是描写劳动人民，描写大众生活的，不描写这些的就是非现实主义。对当代艺术创作的看法更是如此。这就很片面了，所以这个观点很快就被否定掉了。到上世纪50年代，是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到80年代，我们就不特别提倡某一种艺术方法了，强调只要是满足人民大众审美需求的，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艺术都有存在的价值，哪种流派都可以。但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要提倡现实题材、重大历史题材，组织来搞这个东西，这无可厚非。这类题材应以现实主义方法来表现，此外提倡一切艺术家要关注社会，关注现实，也是十分必要的，至于表现方法可以不拘一格。总之，现实主义是一个重要的、为社会大众所欢迎的艺术流派，有永久存在和提倡的价值。但它不是唯一的艺术方法和流派。
藏：现在到画院培训学习的画家，作品有雷同感，他们强调写生，但写生的作品类似风景画。
邵：中国画不能从写生入手，要从临摹入手，西画要从写生入手。西画要从石膏、人体画起，它是以造型为主，从形里面来传神。中国画不需要对着客观物象画，它是笔墨造型，不要立体造型，不要空间透视，不要解剖，所以不需要机械地去写生。画石膏、静物，画风景、人物，都是写生。中国画历来强调从临摹入手，而且临摹占有很大的比重。同时也重视写生，然后进行创作。过去中央美术学院提的口号就是“临摹—写生—创作”三位一体。现在画院招的都是进修生，已经有一定的临摹基础，但也应该教临摹。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的教学很重视临摹，有40%的比重是临摹。而且必须临摹经典大师的作品，不是临摹当代画家的作品，因为经典作品已经过时间的沉淀，已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了。临摹也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一成不变地去实临；一种是意临。两者都很重要。
藏：要想成为一个好的中国画家应该具备哪些素养？
邵：修养和技巧。修养包括人品修养、知识积累、社会经验、人文修养；技巧就是手头上要有功夫。修养再高，手头上没有功夫也不行。画家属于手艺人，用笔、用墨、用水的能力、造型的能力都是手艺功夫。修养方面还要有一个“诚实”的态度。艺术上要真诚，投机取巧、自我吹嘘，这是很可笑的。
藏：您对目前中国画的创作成果是否满意？
邵：不满意是一个普遍的态度，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有高的要求。中国画在技巧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涌现了很多的人才，但是“诚实度”不够，就是画画不够真诚。上世纪50年代的有些画家，技巧或许不是很高，但是创作态度非常实在、真诚。作画就像对人说话一样，你不真诚一下子就被人看出来了。我说假话、说官话，你也会一下子就看出来了。画也是如此，不管画的好坏，真诚应该是第一位的。现在缺少这个东西。
藏：不光是画家，整个社会都缺少“真诚度”。
邵：对。以前的老画家，不管画的好坏，但都是很真诚。他们都是用心在画，反映了他真实的性格，真实的心态。
藏：您对中国的当代艺术怎么看？
邵：极少数会成功。中国的前卫艺术现在也被市场操纵，但里面也有一些很智慧的人，但是很难，因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势力会让你转移，影响你搞什么不搞什么。
藏：外国人操纵的某些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高层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邵：我想会有。但一个民主的社会，不能用压制的手段来解决艺术问题，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不在于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社会要宽松，否则是不民主。如果你发现这个画家被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操纵了，就把他抓起来，或者禁止他卖画，会很不好。他的画只要不违犯法律，不破坏社会秩序，只能随他卖到几百万。当然正常的艺术批评是需要的。你还可以用你的方法来推动你认为好的画家，好的作品，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难度。那就看我们的智慧、策略和能力了。对此，我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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