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栗宪庭和廖雯———他高大漂亮的妻子、两岁半的女儿扣子她妈，坐在四川美院综合楼第三会议室一张放着两盆塑料假花的大桌子跟前，跟一帮生荒犊子般野性可爱的年轻画家和美院学生，就旁边美术馆展厅里正在举办的画展“转向”开侃。
一位艺术史研究生和一位油画系的小画家，说着说着就隔着大桌子为“核心阐释”这种像黄桷坪河边的鹅卵石一样绑硬的概念，像两头小公鸡一样斗起来时，老栗像一位慈祥老爹一样用略带倦意的宽容眼神看着他们。20多年来，老栗就是用这种目光守望着中国当代美术从“星星美展”时期走到今天的“转向”。
“教父”
今年53岁的栗宪庭，发须染霜，看上去像他自嘲的那样有点老了。当众声喧哗时，他默默地坐在那里，伸出手指在桌上划着什么，像海明威《老人与海》里那个出海归来坐在炉火边打盹的老渔夫。中国前卫艺术还远远没有获得“夏日曾经很盛大”的时期，一路为之命名的“教父”就已经老了。
其实当他笑起来时，当他进入一个美术现场，渴望他哪怕是只言片语评论的艺术家们的心，绷得比架上的画布还紧张时，老栗显然还是一种年轻的力量。今年3月出版的一本《新周刊》在评选中国当代“文化权力”人物时，在张艺谋、王家卫、赵本山、金庸、罗大佑、周星驰、成龙等各路神仙之外，只给艺术批评家分配了一个名额，那就是栗宪庭。理由是“在上个世纪的后20年里，没有一位中国艺术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思考、发掘、推广和提升能比他更全面、彻底、准确、犀利和行之有效。他命名了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家，他帮助艺术家们探索自己的艺术方向，他通过影响当代艺术家从而极大影响当代艺术形态。”
所以当著名艺术策展人、重庆《当代美术家》杂志执行副主编俞可在黄桷坪重庆美术馆策划《转向》时，栗宪庭的出席就显得非常重要。一场堪称重庆首次全面展示全国19位最新一茬前卫艺术家的学术和观赏价值并重的画展，不能想像没有栗宪庭的关注。
转向
记者：你觉得“转向”这帮孩子画得怎样？
栗宪庭：这是有点相似的一代人。虽然我很老了（全场笑），但看孩子们打游戏机，我还是感到美式消费文化对现在这些孩子的影响，还有日本卡通绘画的影响，日本卡通绘画其实也是美式消费文化的一面。他们的画已经消解了传统的“文以载道”那一套，但视觉冲击力还不够强。
记者：有些画看上去都画得差不多？
栗宪庭：在一个消费时代，说自己个性化容易，但要做到，很难。去年张晓刚他们在成都搞了一个画展，我进门看了就说了三个字：虚、淡、平。大家都画得这样，就没有个性了。
记者：你是怎么看一件作品的？
栗宪庭：第一，看它能否感动我；第二，任何艺术品都存活在一个语言传统之中，我看它是否在语法上有所突破创新；还有，不管这个画家想得怎样，说得怎样，最后得看他的作品，只有通过作品才能体验到他作品背后的生存环境和艺术感觉。
记者：艺术界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年轻艺术家一进去，都有点晕了。
栗宪庭：现代艺术有个重要的口号或悖论，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生活就是艺术。这个口号有助于缩小艺术和大众之间的距离，回到其本质，比如一个农民哼小调。但艺术史其实又是由博物馆、画展、批评家和教师组成的一条线，都在挑选最好的作品。我这20年，不断挑挑拣拣，推出一些艺术家，但没有挑上的大多数艺术家就很差，就不成功吗？老农哼小调，只是宣泄自己，他并不想成为歌星。但艺术又是名利场，就看你自己怎么把握了。
记者：现在你也是名满天下，你是怎么把握的？
栗宪庭：我45岁以后，越来越感到一种宿命，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在我身上也有。其实我一生都在逃避名利场，历史上有两个人对我影响最大，一个是司马迁，一个是孔子，都使我想到责任问题。但现在艺术上的价值标准越来越混乱，我们已经没有价值标准，悲观无奈，我就想证明给自己看，所以我现在老想退出美术圈。
记者：你也要“转向”？“退出”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暗示你对当代艺术有点失望或绝望？
栗宪庭：（笑）我一直都很绝望（全场笑）。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很体制化了，当代前卫艺术也已经很体制化了。所以就想淡出，以一个什么都不是的身份生活，永远做一个边缘人，但会享受生活，不停止思考。
记者：你来重庆多少次了？
栗宪庭：1966年红卫兵串连第一次来重庆；第二次就是1979年来看罗中立他们的画。
记者：从现在回头看罗中立、钟飙这几代画家，你还是觉得当初自己没看走眼吗？
栗宪庭：没看走眼，他们能代表自己那个时代。现在“转向”这帮孩子，也正在画他们的时代，我还要看下去。
记者：你觉得现在的重庆看上去建得怎么样？
栗宪庭：（笑）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对待一座城市。本报记者马拉
栗宪庭小档案
1949年生于吉林。
197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1979———1983年任《美术》杂志编辑，推出“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和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上海十二人画展”、“星星美展”等。
1985———1989年任《中国美术报》编辑，并把该报改变成为推介新思潮和新观念的主要阵地。诸如推出“’85美术思潮”、“新文人画”等艺术思潮。
自1979至1989，主要通过编辑刊物和报纸，对新艺术的发展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配合这些工作，发表过多篇艺术批评文章，有文集《重要的不是艺术》。1990年以来以独立批评家和策划人的身份活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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