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笔墨还给笔墨，这听上去有些荒唐，然而世界上有些事就是这样，打开严肃而复杂的层层包裹，里面其实是个简单到不能简单的东西。
有关“笔墨等于零”的辩论，群声沸沸，但从综合效果上看论争进展不大，为什么？除去论战双方情绪化的表述外，基本上还是十几年前中国画大辩论的旧话重提。
其实，笔墨表达情感、“笔墨当随时代”与“守住中国画的底线”的说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的实质都是将笔墨的技术载体放大，用一个篮子将道德的东西不由分说地装进来并视之为真理。
笔墨原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处理方式，它是如何演变成为一个装盛着道德标准的大筐呢？比较典型的观点是：笔墨所反映出来的内容，从风格(如神、妙、能、逸)到品性(如生熟、老嫩、刚柔、苍润、朴华等) 到格调，其中“格调是透过形式风格、语言和技巧运用折射出来的人格价值——寓于美中的真与善的程度，业已形式化、物质化的精神品位。在中国艺术里，格调是判定雅俗和最终价值的主要尺度。”(郎绍君《论笔墨》见《1998年上海双年展研究论文集》）请注意，经过这样的线索，笔墨已成为了“美”与“善”的寄寓体，而“善”即高尚人格在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中的地位一向是高过“美”的。
这显然是一种道德化过程，这个道德标准反映在对艺术家的要求上，用一句典型的话概括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意识内涵则由两方面——文人的忧乐意识和逍遥意识组成。
其实，这也正体现了中国古代实践理性的一大特点，就是将技术、技能问题逐步伦理化、道德化——原本很简单的技术、法度经过悉心维护和神化被提升到善与恶的高度，于是就有“奇技淫巧”和“巧夺天工”的描述。技的高境界是进入“道”，所谓“技而进乎道”是也。中国古代技术伦理化道德化的结果，体现在科技方面更多导致了科技的凝滞与缓慢，技术从事者首先要合乎社会道德或为自己的劳动成果寻找到伦理依据；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伴随着高度发展的程式化表述，各种高度完善的技法成为新载体的桎梏更屡见不鲜，绘画中的笔墨技法又是延续历史时期相对长的一种，其伦理化的程度与其技巧的繁复程度刚好成正比。
20世纪90年代有人曾戏称笔墨是中国画的“舍利子”，舍利者，道行高深者圆寂后遗留下的法物也，以此比喻事物的精华所在。中国画能否还将这个“舍利子”作为精神支撑和高尚标准？在我看来，笔墨技巧(也许有精神)在当代有存在有价值无疑，但它更多只能体现在个人的操守上，在现时代审美的趋势里，在当代生活节奏中，在现代人面临的心理问题面前，这个“舍利子”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需要已是不争的现实。
笔墨就是笔墨，我们应该将其作用还原到技术层面，卸下沉重的包袱后，有些人会浑身轻松，真有所创亦未可知；有些人不愿卸下，情愿“带着镣铐跳舞”乐在其中，那也自便。

(文：顾丞峰/摄影：/责任编辑：baishi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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