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诗人朋友，曾德旷（我们是朋友吗？我简直不敢这样说，不是怕他来借钱，而是怕周围人的眼光：你怎么会有这样一位朋友？），我从未见过此人，只是通过几次电话。我曾在自己主编的《诗歌现场》选过他几首诗，并为他编了一个日志小辑。对他的诸多争议也多由这个日志而来：那简直就是他的嫖妓流水账，今日几个，昨日几个，高矮胖瘦，价几何，高潮情况等等，间或夹杂一些对人生的迷惘，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他的很多私生活都是公开的（他似乎有意为之，并乐此不疲），我对他的了解仅止于此。他有时会出奇不意地打电话给我，“朵渔，我现在在忠县，刚喝了点酒……”“朵渔，我现在在长沙，刚喝了点酒……”“朵渔，我现在在香山，刚喝了点酒……信号不好？哦……”他似乎只有在酒后才会与我这个“正常人”正常交流。他似乎需要借助酒和性才能重返“文明人”的世界。
我从未将他看作一个“怪人”或者说“疯子”。我觉得他正常极了——他符合我心目中的一类艺术家的形象。他是个人化的，超越了“个性”这个小东西；他是独特的，几乎没有效仿者。尼采曾言，在任何哲学中，真正无可辩驳的东西都是“个人的”东西，并认为“透过三件逸闻，就能够了解一个人的基本面貌”。我对曾德旷的了解，正是基于他的三五件逸闻之上。比如他常年混迹于社会主流之外，不事产业，蔑视家庭义务、伦理道德；他长年流浪在北京、拉萨、重庆的山上，流连于下等妓馆，动辄买醉；他不偷、不抢、不抽，一个失败的好人的形象，靠卖唱、朋友接济和为死人做道场混饭吃……这样一个人，肯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甚至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人。但他是一个诗人，诗歌是他的宗教。他不仅在生活里冒险，也在诗歌中冒险（他提出了一个叫“负诗歌”的概念），他从道德和艺术的双重叛逆中获取活力。诗歌宗教的心理补偿机制真是太强大了，“一个在诗歌上富有的人可以是一个乞丐”（帕斯语），这成了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也坚定了他放浪形骸的风格。
事实上他是脆弱的，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脆弱，包括在诗里；他被生活悲惨地挫败了（也许是他挫败了生活），包括平常的人际交流；他成了疯子的年轻学徒，向上的门和向下的门都朝他关闭，而且还上了两把锁。他找不到钥匙——除了在诗里。至少诗歌的门是向他打开的，这是他唯一的宗教。许多人会说：看，这个小丑穿上了一件诗歌的花格子外衣！有诗歌总比没有要好——哪怕是疯狂的诗歌。这个世界需要一些疯子的纠正。
这个时代，到处都在滋生新的天才，似乎每一代人里都有几个，每一个论坛里都飘荡着天才的鬼魂——突然间天才生产过剩了，老诗人们有被推进坟墓的危险！于是战事四起，名额分配不公。曾德旷不是什么天才，因此他不去争取这项桂冠。他在争取桂冠和争取生活的道路上是双重的失败——这也正是他的疯狂的纯粹之处。他将自己彻底置于一种失败者的行列，并且觉得失败得还不够。无疑，他是处于“底层”的，他的日历上只写着“现在”“目前”“今天”“此刻”，他的酒和性经常性的处于匮乏状态，干了上顿没下顿。他粗俗，鲁莽，敏感，羞怯，从来不会干出“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之类的雅事。他也会习惯性地考虑自己的进身之阶，改变之途，无时或已的焦虑于焉而起，但这只会让他更焦虑、更抓狂。因此，他的诗也是不纯净的，里面有愤怒、迷惘、浑沌……他在自己的混沌状态里是无法认清自己的“底层”宿命的。他不知道，在这样一个以占有物为衡量标准的时代，选择做一个诗人本身，都显得那么疯狂，一种奢侈的冒险。而社会的“底层”，正是疯子们的天然居所。物，只要是有形的，都可以拿来换钱，但诗歌恰是“无形”的，因而也是“无价”的，它无法像雕塑、油画、装置那样拿去出售。用帕斯的话来说，诗歌也是“事物”，但是很轻很轻，它是用语言做成的，像空气。“它是思想又是形式，是声响又是寂静。”但说这些有用吗？诗歌在闪光，诗人在挨饿。雨果说“巴黎是一个概念”，对诗人来说，“诗歌”何尝不是一个概念？为一个概念而献身，这是多么的疯狂。
曾德旷的疯狂生涯依然在继续。他疯狂得质朴、自然，毫不做作；他疯狂得焦虑、绝望，没有功利。为这样的疯子辩护，是多么的困难。我羡慕他这样的生活吗？诚实地回答：不羡慕。我只是希望比这更精彩而已，但我缺乏他的勇气。他在生活上肯定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人，他的生活态度就像一段墓志铭，就像西方三十年代那段著名的“未探明时期”，生活是那般的急速、反叛，充满沮丧和冒险。我渴望的也许不是这种疯子们的生活，它应该更开阔、更自由、更宁静，就像从一间嘈杂的房间里来到充满冬日阳光的大街上……每次打来电话我都想劝他：“德旷，承认在生活上的失败是件聪明的事，承认你无法胜任正常人的工作、学习、生活也无可厚非。但人可以张开左手紧握右手，也可以张开右手两手空空，没什么了不起……人都是可以转变的（说不出口）……你目前要做的是，让自己安定下来，找个女人，找份工作，让自己在阅读、写作、朝九晚五中度过……你要注意酒精、艾滋、睡眠的质量，你应该……”幸亏我没说。我有什么资格来劝说别人呢？况且其口气就像天下所有的父母！他已经比我更精彩了，让他替我去活吧。
西川曾说“太像诗人的人不是好诗人”，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稍作改动：“太像人的人不是好诗人。”我说的这些人，在这个时代里普遍的人模狗样，普遍的如鱼得水。
一个时代如果太过正常，就失去了自身的魅力、活力和创造力。太过正常意味着有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在整体性地控制着大多数人的生活。这是个被“物”控制着的时代，被“前进”挟裹着，被“未来”召唤着，人为物役，忙忙碌碌，身不由己。诗人的任务正是挣脱出整体性的生活控制，诗歌是少数派的意志。想当年，浪漫主义的主人公们充斥着酒鬼、海盗、性变态、冒险者，波德莱尔的堕落天使、阿波利奈尔的都市流浪汉、魏尔伦的性与梅毒……从巴黎的米歇尔林荫道到“洗衣船”，从左岸的蒙马特高地到右岸蒙帕纳斯的下等旅馆，到处活跃着饥饿艺术家的身影。那真是一群疯子，一群尼采所称的“患病动物”。那批人物里，真是没几个“正常”的。魏尔伦的酒，兰波的性，梵高的耳朵，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的羊颠疯，托尔斯泰的歇斯底里症，莫泊桑的麻痹狂，以及精神病院里的老庞德……据说莫伯桑贪淫好色，发病时口出狂言，说他奸污了全世界的女人；据说叶赛宁因酗酒经常求助于精神病医生，跟邓肯结婚后有所好转，创作上却无所作为。俩人关系破裂后他又精神崩溃，却佳作不断；据说福楼拜跟朋友们打赌，当着他们的面跟一位妓女**，连帽子也不摘，嘴里还叼着雪茄……这种姿态不仅仅是一种夸口，它宣告了对主流社会一切公认的神圣事物的强烈蔑视 ——你们认为是有意义的事，其实是一钱不值；你们过这人模人样的生活，却写不出一句像样的诗！(文：朵渔/摄影：/责任编辑：CF)
网友评论已有条评论, 我也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