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帮人真是有病。一位日本人曾调查了782位著名艺术人物，其中精神极端失常者占83%，健康者仅占6.5%。在艺术的世界里，疯狂是个好东西。在《斐多篇》里，苏格拉底认为疯狂是神的恩赐。他指认了四种疯狂：预言家发神谕时的疯狂、现身在种种洁净和消灾密仪里的疯狂、来自缪斯那里的咏歌作诗的疯狂和由神遣来人类身上的情爱的疯狂。诗人居其一。疯狂的诗人们往往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独立性和道德自治；他可能因此而变得傲慢自大，因疯狂而沉沦，堕入社会的底层，但他最终将会“僭取上帝的一项属性而成为一个创造者”。而堕入社会的底层正是疯子们的共同命运。那些疯狂的诗人们——从浪漫的一代到迷惘的一代再到垮掉的一代，有几个人是在活着时就找到了自己的读者和桂冠的？有些人是找到了，比如雨果、拜伦、拉马丁，但更多的疯子至死都是大众的毒药：1876年，马拉美的《牧神的午后》只印了195册，十年后的自选集《诗集》印了40册；兰波的《地狱中的一季》印了500册，他自己拿了6册，其余的丢在了印刷厂的地下室里；惠特曼的《草叶集》第一版是自费印刷，直到第五版，他才赚了25美元。“诗歌不追求不死，而追求复活，”帕斯曾对那些寻求现世读者的诗人们说，“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罗马人阅读奥维多，多少意大利人阅读彼得拉克，多少法国人阅读龙萨，不过，我们知道什么人在阅读。这些读者是社会的头脑和心灵，是社会与行动的核心。”
其实不必以“寂寞身后事”来安慰疯子们，失败正是他们的追求，“底层”才是他们的命运。他们不仅面临被审判、被训诫的危险，还要对付主流社会派来的医生，对付肉体和道德的双重约束，以及匿名的集体性压迫。他们需要在人间的炼狱中挣扎、冒险、破坏、赴死，去寻找“另一个我”的存在。在对待和拓殖个人“身心”的意义上，疯子们都是尼采所言的“新人”——他们普遍具有一种破坏性的创造力，超越善与恶的划分，不为一般人对幸福、公正或怜悯的渴求所羁约，渴望成为自己本来形态的主人，这正是一种“伟大的尼采式探寻”。当他们从“底层”的境遇中挣脱出来，一个新的形象显现——这个世界少了一个疯子，多了一位名流，世界的精彩自此减了一分。……我至今对八十年代的酒和自由心向往之，那时候，圆明园的某个陋巷里是有酒的，四川的某个小县城里是有酒的……如今，酒徒们摇身一变成了股东、市民、经理、畅销书作家，一个秘密宗教没有了信徒，新的一代人不再步他们的后尘……诗歌的疯子们从穷困、潦倒、酒精中挣脱出来了，跻身于成功者一流，待业青年成了流亡的大师，圆明园变成了798，穷艺术家的生活场景越来越稀少，不成功是可耻的，混不出来是因为不识时务……归来的疯子们向城市投诚了，凯撒的归恺撒，上帝的也归恺撒，“没有谢幕就离开了舞台”。
在对待人身、弃置道德的意义上，福柯是一位疯子们的现代辩护士。他本身也曾是疯子的一员。在其《疯癫与文明》一书中，他认为被称作疯子的人是无辜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病理意义上的疯子），真正有罪的是社会。他反复强调了自己对疯子的“道德观点”：因某些独特的幻想和野性的冲动而躁动不安，并非不道德。这类极限体验应被视作一种方法，借助它可望重新找到一条进路，来探索人的被幽蔽的狄俄尼索斯要素；倘若疯子们的冲动因受到囚禁和训诫而被逐入内心，同时产生一种新的、自杀的冲动，那也不是此人的错。他认为人的肉身是一种本质上无定性的冲动和活力流，因此，有必要用肉体、用肉体的各个要素——它的面积、体积、浓度，创造一种无训诫的生活。在这方面，他是尼采的信徒。尼采认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和本性是毫无责任的，对人的行为进行评判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行为。福柯在反道德方面走得更远，他甚至为强奸罪辩护，“……强奸不过是一种侵犯行为：从原则上看，在用拳头打击某人的面部和用阴茎插入某人的阴部之间，并无任何区别。”
福柯的疯狂还在于，他并非仅说说而已，他是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肉体和性来探寻和实践这一切的。他热衷于加利福尼亚的同性恋酒吧，热衷于SM，热衷于尝试各种致幻剂……他认为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晚年，他曾兴奋地向一位记者转述：“我们正在发明各种新快感！那是超越性爱的快感！一个年轻人，最近去加利福尼亚红红火火的同性恋酒吧转了转，回国后便径直跑到我这里，喜气洋洋地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勃起已经绝迹了’！”
在福柯看来，古代犬儒派的生活方式就足够疯狂，其首要标志，或许就是第欧根尼在闹市上进行手淫——第欧根尼把哲学看作一种极限体验的场所，他无礼地当众为所欲为，用嘲笑、挑衅和叛逆向社会提出一个个根本性的难题，同时充分享受自己肉体的自由。寻找自由的过程就是一种自我创造、自我发现的过程。福柯在1982年向一位美国记者说：“我算不上一个大知识分子，在生活和工作中，我的主要兴趣只是在于成为一个另外的人，一个不同于原初的我的人。”自由总是可以找到的，“不要在乎权威会说什么，真理就在你的自我之中”，不要怕——不要怕活着，也不要怕死亡，你所要干的就是去希翼、去创造、去超越。而自由的顶点，就是一个人的死亡，被福柯视作“抒情的顶点”。他在1963年写道：“正是在死亡中，一个人才能逃避各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不再承受它们把一切人拉平的影响，从而与他自己融为一体。”1984年6月25日，他以一种时髦的现代病，低达了自己“抒情的顶点”。
我们的世界里并不缺少疯子——帕斯卡尔说过，人必然是疯狂的，不疯也许只是疯狂的另一种形式——只是缺少那些伟大的疯子。西川在《面对一架摄像机》时说，“什么叫疯了？疯了的人就是，他已经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他只有一个方向，他就朝着一个方向走，这种人肯定就是疯了，一个犹豫的人反而是正常的人。一个自相矛盾的人反倒是一个正常的人。”他以自己一贯的“反常”和悖论宣称：“那么这个时候是谁在坚持这种自相矛盾的权利，是艺术家，是诗人。”在他这里，诗人成为常识的守护者，疯子们正是那些屡次要冲下山崖的孩子。我以为：这个世界需要“正常人”的坚守（常识），也需要疯子们的破坏、探寻、打破禁忌。
并非所有的疯子都惊世骇俗、落拓不羁，有些疯狂其实来得很温柔，他们只是不合作，他们只是要自由。毕加索为了自由而躲避世俗的成功，“一旦艺术得到认可，它就不值一钱；任何值得一做的事物，都不会得到承认的。”当年二十多岁的瓦雷里初到巴黎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成了马拉美的得意门生和年轻的象征派诗人的一个领袖，循此下去，一切似乎光辉灿烂……然而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它放弃了：他放弃了文学生涯，沉默达二十五年之久。二十五年之后，他拿出了《年轻命运女神》、《海滨墓园》。一个伟大的疯子敢于将时间放弃掉。 (文：朵渔/摄影：/责任编辑：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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