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意派”面临的挑战
王志亮：“意派”能超越“二元论”思维模式吗?“意派”如何面对后殖民主义批评?“意派”内涵的边界是什么?
我是这样考虑的。我觉得“意派”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它面临着一个最直接的提问，即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种提问的方式，刚才老何也说到了，高老师您一直在强调东方美学的一种叙事模式，所以说，一谈到东方的话，可能会给一些人提示，有东方就会有西方，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再说您在整个文章当中以及这个概念的阐述当中，也是一直在反对这种二元。您在反对二元的同时，也是在用一种东方的概念，也一直在强调东方的体系，那么我不知道高老师是怎样考虑两者之间的矛盾问题。首先您在一直避免二元论，另一方面您自己在强调东方它的传统性，是不是有东方，就有非东方，或者是有东方就有西方，这是我觉得“意派”面临的这样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读了您的文章之后，我也觉得，从七十年代末，您把“意派”分为了意向、意理，还有意场这三部分，概括了三十年的一个抽象艺术的发展状况，在这样发展的过程当中，会给人一种观念，或者是一种直观的，或者一种直接的印象就是说，怎么理性绘画突然变成了“意派”?那么“极多主义”突然又变成了“意派”?或者是说，咱们做的“无名”、“星星会画”怎么又突然变成了“意派”?那么，这种“意派”可能说是一个很大的关系，其中您一直在强调“意派”它首先是没有艺术风格的，它是强调“意”，那么这种“意”具有多种表现方式，但是是不是东西太多了之后，它就没有一个外延了呢?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想的就是这样两个问题。首先是如何面对泛后殖民主义批评。
另一个就是说，“意派”它所包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它的一个外延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考虑的一个点。
我是这样考虑“意派”所面临的挑战的问题。
高名潞： “意派”要反对两点：第一，后殖民主义;第二，“泛多元化”理论。
所以我觉得志亮提到的那几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我专门提到了几点，关于“意派”的当代意义的时候，其中有一点我提到了，就你刚才说了，回答高士明的，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明年广州三年展搞一个告别后殖民，和后殖民说再见，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假话，是一个虚假的话语，就是反复提的这个后殖民的提法，为什么这样想?因为我觉得“意派”来说，作为我们来说，“意”首先要反对所谓的现代的反后殖民的理论和情境;另外一头要反那种泛多元化，因为“多元化”的弊病在于现实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世界上有多少种文化，比如说汤恩比认为世界上有32种文化，他认为32种文化实际上是总结出来的。对于多元文化主义者，他认为凡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现在存在的这些文化，它本身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那不一定，我认为那不一定。我认为只有一种权重性的文化，这种文化经过认证，我们认为它对未来有价值的，而且它经过多少年存在下来有它的合乎逻辑的一种价值美学，还有哲学的一种文化价值，这种东西我们就应该扩大，应该强化它，使它有一种权重性，这样的多元文化才是真正的多元文化。所以中国的这种，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发挥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的合理性的内容，这是反那种所谓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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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倾向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的后殖民。后殖民的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所谓后殖民理论没有搞清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文化之间的交流重要的是在于文化的执行者，你不能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文化的输入者，或者是文化的传播者。比如说，西方，它是影响了我们很多，但是谁去接受的?谁接受的这个东西?那是你自己。你不能把你自己选择的责任推给别人。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早期二十世纪的时候进来的有很多，有达尔文的《进化论》，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尼采的这些理论，那为什么我们最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是因为中国自己接受的。马克思也没有在中国来摁着你的脖子让你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不对?那是你自己。八十年代为什么接受这样的东西?那是你自己接受的。我在这里说的不是西方没有责任，也不是说我们没有……，但是关键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执行的时候，所以说我认为要回到这两种倾向，我们从这里回过来，理性的叙述，理性的来反省我们自己的历史，来看到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提出“意派”它的当代的意义，就是在目前来说它的文化意义就是这样的。这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不担心的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危险性，而且我这里还提到了像刚才志亮提到的这个，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在广州讲的时候，杨小彦提出一个新儒学，她说，你这个理论会不会有点像新儒学呢?我想了想，其实他不应该这样想，“意派”不是类似于海外的新儒学那样的复古开新，因为新儒学，大家知道新儒学，儒家理论，那个是从七十年代，因为当时是四小龙，“亚洲四小龙”正在崛起的时候，所以经济的崛起，就像五、六十年代当时在日本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新儒学在哲学上、在文化上，它的崛起和经济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新儒学是东南亚先开始的，后来在美国像杜维明他们这些人，还有像余英时他们都是从台湾来的，美国很多的提倡新儒学者都是从台湾来的。我们要注意到新儒学正是因为从东南亚和美国台湾来的，所以说这些人他们头脑当中这些学者是深深地受到了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所以，当他们再重新发现儒家的时候，而且把儒家的东西和新的中国社会的未来价值观进行整合的时候，他们一手拿着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是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另一方面拿着封建社会的儒家价值观想把两个结合起来，来适用中国现实的一种政治体制，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可能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情境当中所产生的西方的(individalism)就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它和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和中国二十世纪的现代性叙事的修辞方式不一样的。中国二十世纪经过过了早期的共和、军阀这样的一个时期;然后中期又有社会主义，晚期全球化，中国这种全球化的过程，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人特定的一种集体的现代性经验，和现代性的叙述，这种带有集体性的东西是和西方的纯粹个人主义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冲突的，所以我们必须得找到一种适合中国二十世纪和中国现代包括中国二十一世纪，现代性的这种特点吻合的一种价值观，它不能是功利的，新儒学就是太功利主义了，它还没有把西方的结构和中国的结构真正的结合起来，没有将两者研究透了再进行融合，而是非常功利化、政治化地把那个老儒学拿起来，复古以开新，用在中国的现实中。而且他们本身从来没有在这个现实中生活过，没有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过，他们根本不太理解，所以它必定有过失性，有不现实性。但是我觉得“意派”提出来是在一个不同的情境之中。但是“意派”一定要吸收西方的当代理论，不是现代主义理论，而是西方的当代艺术的理论。怎么样把“意派”充实完善?我觉得我很有信心，我觉得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所谓的后殖民的东西，也不是一个东方主义的一个东西，它是雄心勃勃地想建立一个新的原理论的东西，这个原理论是不是充分，这个原理论是不是自足?这个原理论是不是能够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作用，我觉得这可以去被检验。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如果连这一点信心，在这个时代连这样一个尝试都没有的话，那中国人就别谈二十一世纪了，二十一世纪不会是中国人的。所以说，我觉得“意派”现在提出来是一个信息，它是一个尝试，是一个实践性的，它不是急功近利，我觉得欢迎非常多的学者年轻的艺术史学家，年轻的美学家，年轻的思想家，大家一起去充实完善，我觉得或者是对它提出一种意义，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文：今日艺术网独家专稿/摄影：/责任编辑：baishi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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