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建：有一个日本人画一个圆圈，一个方片，一个三角，就是抽象水墨，很小的一张画，一个日本人画的，其它作品我没有关注过，稍微有一点点重叠，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粗笔头，她说的我都赞同了，这张画老在我脑子里刻着，观念最好滞后，感念不能先行，作品铺在这儿才可以，有些东西是作品先行的，这张和通常观念先行是不一样的，这个人也就这张画，他可能是作品先行，弄出这个东西我们再来找什么样的观念，究竟是什么类型的观念，抽象水墨，现在给抽象水墨的观念，我脑子没有作品拿出来支持，这样一个作品又不能让我把抽象水墨，比如谷文达，他起先的东西可能是抽象水墨挺有希望的，后来发现他开始在上面贴什么毛发，乱七八糟的，到今天跟水墨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这是不能支持我认同水墨观念，作为个人的志向无所谓，最起码我曾经认为可能在水墨这个上面做出成就的有多少，徐冰的东西说观念作品可以，说美术作品只好不认，我个人有爱好，我希望现代观念的美术作品，我这个看法比较狭小，只要艺术品就行了，我喜欢是美术作品，现代观念的美术作品，我否认这个，最起码类似包括我刚才说的一个三角一个方块一个圆圈这个作品。
吴鸿：刚才谈到当代性，我跟博一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是我对他所表述的概念理解上有偏差。这个关于“当代性”的争论，使我想到去年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来大陆访问，当时两岸是一片欢呼。但是，龙应台当时在大陆的媒体上发了一篇文章，告诉大陆民众一个不一样的台湾。她提出了一个概念――民主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的问题，还应该能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之中。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反过来比较我们刚刚说到的“当代性”的问题：“当代性”不仅仅是反映在现在占“主流”的一些当代艺术作品的样式中，当代性还应该体现出一种生态化和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或者我把“当代性”更加片面性理解成民主化的生活方式。我下面想要讲的是，从这个展览所展出作品视觉符号的角度，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参加这个展览的男性艺术家的作品中，除了虞村的一张作品之外，画面的主体表现对象都是女性的身体。那么我就想到，这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想象”的关系。一种是从男性的角度来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另一种是从“当代”的角度来对过往的生活方式的想象。朱老师也说到了道家的与世无争，那是一种比较平和的，相对于现在的理想化的慢节奏的生活方式，这其实是一种对于理想化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的想象。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女性身体的想象。这种对女性身体的想象的方式，让我想到了现在网络上的“红人”芙蓉姐姐。芙蓉姐姐在网络上“红”起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她通过网络这种廉价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成为大众的视觉消费对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通过网络对芙蓉姐姐的身体进行肆无忌惮的“消费”的同时，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这实际上是因为芙蓉姐姐是一个丑女，我们在消费着她的身体的时候，不管在审美还是道德评判上都是本着一种自上而下的优越感，所以就没有在消费着一个女人的身体的时候而没有产生相应的道德负罪感，特别是在我们用一种“群体”的方式来对女性的身体进行消费的时候。反过来如果对象是一个漂亮的女子的话，别人对她身体想象性消受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道德上的负罪感。所以，我不知道从这个展览的展出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特点是不是也是和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有关。相反，我倒是觉得参展的两个女性艺术家在选择作品的表现符号的时候比较更有想法一些。我觉得在 靳卫红的作品中，她通过有意识地 对女性性征的消减，或者是把女性的特征弱化了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同性之间在感情上的慰藉，跟表面的性符号没有多大的关系。何维娜的作品则是用一种更加象征化的方式，通过一些形状和体积上的联想，赋予生活中随处可见物品具有着“性”的联想和意会，而这种方式也是女性的生理和生活特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在这个展览中，两个女性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更有意思一些。
靳卫红：我的作品很多人感觉是与同性恋有关的想象，这个实际上跟我的初衷是有距离的，其实我的兴趣在于对人与人关系的探讨，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有孤独感或者一个人有孤独感。说画里面具体象征着什么，不是以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在一定场合，一定的层面上需要一定的解说，这个初衷有关系，我的初衷不是画两个异性的而是对人体的兴趣，跟性没有特别的关系。我其实是需要女性性征带来的东西，男艺术家画女人人体时候很难看，具体的部位很过分，我是抵触这个东西，我以自己的方式设计这个画面，以这个来探讨一个关系，弄假成真变成两个女人的这个东西，这是对我作品的解释。因为我是受这个时代影响的女性，对女权当然有所涉及，作为女性受到社会的压力，可能在我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消减性别这是我曾经比较强烈的愿望，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重要，我还是认同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存在，就是这样。
贾方舟：我在文章里特别拿你的作品和石建国作品做了比较，同样都是画的两个女人，石建国也是两个女人，看看两个不同性别的艺术家，他们笔下同样的题材，但性别不同表达就很不同。确实靳卫红并不强调性征的，石建国却特别强调性征，在男人的眼里女人就是那样的，在男人的视觉里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女性恰恰不愿意表达这点，在我们展览里有这样不同性别的艺术家在表达同一类型的题材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差异，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邹跃进：我们面临这种题材的时候有很多角度，我做了一个基本的概括，大概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纯粹的生理的层次，就是性欲；第二个就是心理，这是一种色情，意欲；第三个层次是政治和社会学的层次，这就属于我们平常用的比较多的性别，和性话语，我们作品里面严格意义都是一种话语，从这个角度和社会角度来谈的性别问题，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作为性话语和当下的政治、社会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是性话语的角度；最后一个角度就是文化，就是性观念，我们面临同样题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不同的角度，这个角度可能他有一个相互递进的关系，我们非常明确看到确实有非常纯粹的性欲的角度，但是像刚才双喜谈的微观政治的时候，可以把作品作为一个和当下现实结合起来，这个现实并不包含在作品之内，在作品之外，像这个作品，纯粹是表达欲望的，如果解读出政治和社会内容的时候，必须把它放在社会文化环境里，还有一种就是朱新建的作品，内部包含这样现实的和历史的甚至包括当下的联系，内部有联系，政治的或者社会的话语，在内部里总结出来，这里面还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有一些会通过作品放到当代社会里，有一些通过自己的造型体现这种关系，消减性别的差异，但是这种图像本身就能解读出里面包含的所谓的性话语，这个我觉得还是艺术家的方式还是有区别的。 (文：秩名/摄影：/责任编辑：baishi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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