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强调对现实的批判性，“崇实际而薄虚玄”。凡是违反社会进步理想的传统和国民性一律排斥，甚而不惜‘殃及池鱼”（传统精华）。因为，无所失的所得是从来没有的。
面向外部客观世界，开发征服意志和向人生与大自然进击的勇气，这正是科学萌发搏兴的关键。因此，理性的崇仰使五四的勇士将西方现代诸哲学流派甚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亦视为接触人生实际的实用哲学。放皮耳士的主要解释科学的实用主义，詹姆士主要解释宗教的实用主义和杜威主要解释伦理道德的实用主义亦混沌为一，皆为取用为我所需的哲学观和人生观了。它对文化运动的促进即是拿来主义，实验性行动一一实践理性的兴起。
实践理性的务实抗拒传统玄谈的虚文，促发了科学精神和面向现实的斗争勇气。也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引入。但是，重要的是引入以后的消化：再学习、再认识、再实践。在这实践（实验）中发现价值、判断价值。而“对于价值所作的判断就是对于所经验的事物的条件和结果所作的判断了：也就是对于应当规制我们的欲望、感情和享受的形成的东西所作的判断。因为什么东西决定着这些东西的形成，也将决定我们行为（个人和社会的）的主要方向。”（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引自《分析的时代》P. 189）显然，这里的价值判断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社会力量或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的工具。这判断较之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的纯粹理性的判断而言要“实际”，它是经验的归纳。但它又与罗素、卡尔纳普的只重语言本身逻辑分析的方法哲学不同。
因此，实用理性的态度哲学是寻找判断力的哲学。这寻找即是脚踏实地的实验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胡适的“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间题”是遵循这一宗旨的。
在造型艺术领域，重科学、重技术、重现实的追求大兴，并同时指斥四王的消极颓靡的画格。陈独秀、徐悲鸿等人大倡写实主义，倡中西合璧改良论的岭南高氏父子谓吸收西洋画之长亦是“保留古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条件，而加以补充着现代的科学方法”。即令是与徐的写实派相对的表现派林风眠、刘海粟、倪贻德等亦主张拿来西人的色彩线条之形式来抒写实之情，自我之诗意。如倪贻德说：“现在一般国画家的态度，是摹仿、追慕、幻想……而与现实生活离得太远……我们应当把这种态度改变一下，从摹仿到创造，从追慕到现实，从幻想到直感”（《新的国画》，载《艺术漫谈》1938年）在实践方面，诸家在早期作品中均重在尝试和试验，要在首先学习研究新的“科学技法”，侧重点是向外的，是理智观察的态度。但这个阶段极短，而依附在画家身上的旧有文人的复旧意识很快就萌发了，加之世界与国内形势的变化，更使科学理性的探索未能蔚成壮观。
五四运动几年以后，在文化界爆发的科学人生观大论战实质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它关系到科学理性与民主自由的文化运动是否进一步深化的问题，它显示了回归意识与变革意识的斗争。一方面，以梁启超《欧洲心影录》和张君励《人生观》为代表反对“科学万能论”。梁曰：“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而他们又很清楚：“方今国中竟言新文化，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张君励《人生观》）但其根本要点却在：科学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即西方的物质文明，而这种物质文明又由西方国际大战证明已然破产，那么就应由东方的、情感式的、向内的精神文明来加以解救了。而作为精神的产物文学艺术等当然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在这里，他们的反科学当然并非反科技，而是欲以玄学代科学，以旧文人的诗意浪漫代替现实理性观念，以回归代替向外选择和自身实验。
胡适、陈独秀及科学家丁文江、任叔永等则针锋相对讴歌科学的崇高价值。“科学的目的在求真理，而真理是无穷无边的。” “科学自身可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张君励《科学之评价》，载《科学与人生观》）特别是胡适，当时站在一个人类文化的高层次上提出了以人本为基础的自然主义人生观的十点，其基本立意为：讴歌自然时空之伟大，强调物质演化的竞争，认为道德礼教是变迁的，其因由是可以用科学方法探寻的。胡适显然是在宏扬人类理性选择意志与创造力的积极自然观，因为在消极自然的意义上，动物比人完整，它们是自然界赋予的完成与定形，它们与自然无抗争是和谐的，而人却不断地以特有的竞争和创造完成自己的完整性，而创造就必得有科学自然观和人生观。这对回归意识浓重的文人头脑的传统儒学、理学、玄学无疑是极大的冲击。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变革派批判了“欧洲文化破产”论和将其归罪于科学的论调，维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精神。而将回归派所倡的精神文明讥之为“无信仰的宗教”和“无方法的哲学”。
论战似乎以变革派的胜利告终。但是国内战争、民族战争的不断爆发干忧扭曲了它的路线。解决危难的信仰选择和救亡图存即为当务之急，且不说科学救国，工业革命简直是无稽之谈了。就是五四文化运动勇士们那种时时想着自己的不足而憧憬西人先进文化的超越激情，这时也变为民族与阶级利益的激情了。民族批判的反省理性变为民族捍卫的理性。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也自然十分关注当务之急的社会性问题，特别是新的道德伦理的建树问题。于是初始的实践理性一一实验主义亦很快转入了道德理性一一功利主义了。这又是一个悖论的悲剧，文学艺术作为社会变革和战争获胜的工具是无可非议的，“战争期间花园里也得架大炮。”但是这种阶段功利主义在人类史的角度无疑是狭义的。广义的功利主义是以人类社会文化的长远目标而行动，前者显然并非基于文化目的。
更可悲的是，从实用理性回归到人伦理性，实质上是传统理性的复归。儒家理性非但不是先天纯粹理性，更非实践理性（这里的实践性不是指康德的神学天地的实践理性）而是道地的人伦理性，它注重人际关系，行为规范和一统的道德秩序。而这种人伦理性的核心，按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解释，应当是“群体意识”，因此，这种道德秩序是建立在阶级和集团意识之上的，而群体意识的核心又是去个性化。它总有一个向心力连结着群众。它蔑视个体的力量，个体的力量只有附着在这个向心力上才具神力，因而对神力的崇仰又随之而降。 (文：高名潞/摄影：/责任编辑：baishi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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