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环境：30年风风雨雨
《中国现代绘画史》“艺术与新时代”一章开篇曾以这样的笔调描写画家们在新中国诞生以后的欢愉心情：
大多数画家对新时代新社会抱有一种热情的赞许，对突然变为现实的新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这是一种符合常规的现象。经历了多年的战乱，人民急切向往安定的社会，向往得到休养生息的条件。群众真心诚意地把党认作救星，把领袖认作再生父母，把解放军和干部们认作亲人，艺术家也抱有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激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举国欢腾，在一片庆祝声中，显示了人民对于这个政权的真正信赖，人民亲切地感觉到自己与政权的无间的溶合……一切令人惊喜，令人欢欣鼓舞。艺术家一时觉得自己清醒和聪敏了，过去闭门造车的举动仿佛变得不可理解起来。加人到新生活的洪流中，以画笔作为歌颂新社会的武器，以艺术作为装饰新时代的花朵成了他们热切的心愿。为歌颂新政权，为欢呼人民的伟大胜利，艺术家宁愿不为自己考虑，将全部心身贡献给这种惊天动地的历史性事业…… ⒅
正是这种对新政权的满腔热情，使远在巴黎的吴冠中毅然返航归国，使一向画花鸟的潘天寿画出了农民踊跃交公粮，使漫画家叶浅予画出了歌舞升平的《民族大团结》……然而，这样一种“脱胎换骨般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很久，便随着接二连三的政治批判运动渐渐消解了。 
首次发动的政治批判是由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起的。毛泽东不满意这部电影，更不满意对这部电影的“歌颂”。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的性质”的问题，因此，“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然而，对《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并厉声责问：“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意见是以《人民日报》社论的方式发表的⒆。 在社论发表后的三个月中，仅《人民日报》、《文汇报》两家就先后发表有关消息和批判文章200余篇。 
由文艺界掀起的这场骤然风暴很快波及到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引起知识界对各自学术观点的检查与清理。而在电影界，它所引起的直接后果就是国产影片的数量急遽下降（20）。但这场批判所始料不及的影响还在于，它为文艺批评可以随意越出学术边界上纲到政治问题开了先河。
第二场批判是由《文艺报》压制“两个小人物”对红学家俞平伯的批判引起的。1954年IO月，毛泽东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有关领导，之后，《人民日报》便开始对《文艺报》发难。紧接着，全国文联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连续讨论八次并做出决定，改组《文艺报》。翌年初，又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大批判，并旋即上升到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清算。一面公开批判，一面立案调查，直到5月16日胡风被捕。此案殃及2000多人，其中78人被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与此同时，报上还展开了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大规模批判；同年年底，又出现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问题。 
1956年，政治空气有所缓解，在4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即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接着又正式写到《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

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21）

这一决策受到文艺界及广大知识界的热烈欢迎，甚至把它看作是文艺春天的到来，无比欢欣鼓舞，整个文艺创作也显示出一派生机。但事隔不到一年，一场规模更大、波及面更广的政治风暴——反右派斗争再度出现。如果说前几次批判运动尚未直接涉及到美术界，那么，在这次的反右斗争中，美术界的一些核心人物和著名画家已在劫难逃了。身为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院长兼党支部书记的江丰，一夜之间竟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成了“抗拒党的文艺政策”、“反对党的文艺路线”的“不可救药的险恶的反党分子”（22）。与此同时，中央美院的其他一些领导与教员也被打成这一集团的“骨干”、右派分子。1957年底，在中国美协召开的第12次常务理事会议上，将打成右派分子的11名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全部撤职。 
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激发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空想热情，从而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而在知识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心态，反右斗争的余悸依然难消。然而，人人自危的生存状态却是以高度的政治热情的反常方式表现出来的。每个人都无比积极地参加到思想改造的洪流中来。于是，对政治的超常热情，成了自我保护的最佳方式。从上至下，人人都不厌其“左”，而且是越“左”越好。在这样一种心理背景下，美术界自然也不甘落后。象前面提到的那个为国庆十周年举办的全国美展的选题计划，不仅把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列人（谁敢不叫列人？）创作选题，还提出美术创作也要“大放卫星”的口号（23）。就是艺术上已十分成熟的老画家，也能喊出“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帮助，‘笔墨’！‘笔墨’！我问‘您有何用处’?”（24）这样迎合政治需要的话。尽管艺术家们如此超常地紧跟形势，积极主动地改造思想，战战兢兢地生怕说错话做错事，然而在文艺这块是非之地上总是莫名地招来灾祸。虽然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在政界和军界，然而到1962年，问题又首先出在一本小说《刘志丹》(李建彤著，工人出版社出版)中，毛泽东说：

 (文：贾方舟/摄影：/责任编辑：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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