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写小说盛行，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25)。
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6)。 1963年5月，由《文汇报》发起，又掀起了批判“鬼戏”（李慧娘）的高潮。到同年年底和第2年6月，毛泽东又先后作了两个重要“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7）。
把事态说得如此严重，足以让文艺界心惊肉跳。事实也证明，这两个“批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兆，“文革”中一再批判的“17年文艺黑线”，直至停止各协会的工作，正是以这两个“批示”为根据的。 
在“文革”前的17年中，美术领域相对而言比较平稳，没有出大乱子。在一系列政治批判中，还没有一个是起因于美术界的。然而，这种无休止的批判运动却一再把美术创作逼向粉饰现实、甘当政治奴婢的死胡同；这种远离学术轨道的政治斗争，对艺术家则是一种更为潜在的精神摧残，再加上“文革”中的肉体摧残，已不知置多少艺术家于死地。潘天寿在1966年七十寿辰时，还作诗倾吐肺腑之言：“笔砚永朝朝，流离真岁岁。七十年来何所得，古稀年始颂升平”（28）。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开始遭受长达五年之久的非人折磨，含冤离世。另一位在“文革”中饱经苦难的画家石鲁，在临终前更是黯然神伤：“我是不甘心的，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完”（29）。这与曾以《开国大典》闻名的董希文在弥留之际所说的话极为相似。问题还在于，这些画家都还是在17年中比较得志，且成就卓著，创造过许多足以代表这一时代的经典之作的画家，他们尚且如此抱憾，那些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得以施展的艺术家又该当如何感慨！那些整天挨批挨整的“运动员”艺术家又该作何感想！可见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如何之重要。然而，在建国30年中，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却一阵紧似一阵，让你喘不过气来。如果说，建国后对画坛体制结构的一系列改革所造成的大一统局面，其弊端还仅只是教学与创作上的模式化倾向，那么，一个不断发出政治诘难的社会环境，给艺术家带来的则是更加深重的心理灾难。不能否认新中国给艺术带来的繁荣局面，但也不能不看到，一个在精神上束手束脚、在精神空间中不能充分得以伸展的时代，是很难造就精神上的重大成果的。
注：
① 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见《人民美术》创刊号。转引自水天中《中国现代绘画论评》，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② 参见《北京中国画画家的意见》，见《美术》1957年第6期。
③ 潘天寿《谁说“中国画必然淘汰”？》，见《美术研究》1957年第4期第22 页。
④ 方增先：《斥右派分子的“中国画不科学论”》，见《美术研究》1957年第4期第25页。
⑤ 同③。
⑥ 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见《人民美术》1950年创刊号，转引自《美术》1957年6月号第5页。
⑦ 见《中国美术年鉴》第1373页，广西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⑧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协自1949年12月至1966年4月，先后主办、联办和协办的展览总数为222个，其中全国美展四届五个(其中一个未计届次)，大型专题展和全国性画种单项展如全国年画展、全国国画展、全国青年美展等26个，主办和联办的外国各类画展39个；各省分会也分别办过不少展览，如辽宁分会1953－1979年共办各种展览56个；“文革”其间（1972－1975），以国务院文化组名义先后举办全国美展四次，工人、农民画展各一次，“黑画展”一次。五六十年代，美协之外独立的民间社团组织只有“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它是在老舍倡议、周思来亲自关怀下于1949年成立的，“文革”前先后举办过六次国画展。资料来源：中国美术馆编《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⑨《庆祝国庆十周年美术工作的初步规划》，见《美术家通讯》第20期，1958年11月 15日出版。
⑩ 在中国，美术教育是一个更为庞大的体系。除了上述几所专门院校（80年代又增加了天津美术学院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外，尚有综合性的艺术学院11所，综合院校（大学、师范大学、师范学院等）所设的美术系或艺术系56个。此外还有师范专科学校所设的美术系科67个，中等美术学校和中等工艺美校14所。资料来源同⑦。
⑾⑿ 转引自张少侠、李小山：《中国现代绘画史》，江苏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页。
⒀ 见《美术》1956年第10期第65页。
⒁ 宋忠元在《我院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历程》中曾谈到国画系在院长潘天寿的倡议下，从1962年起实行分科招生，开书法课，规定每天第一节课自修梅、兰、竹、菊和书法，以加强传统基本功训练，从而使这一段时期“成为中国画系最兴旺、教学质量提高最快的时期”。参见《艺术摇蓝》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71页。
（15）（16）(17)《绘画界的大喜讯：北京中国画院成立》，见《美术》1957年第6期第15页。（17）资料来源同（7）。
（18）见该书第195－196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
（19）见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20）1950年生产国产影片39部，1951年生产12部，1952年生产5部。
（21）转引自水天中《中国现代绘画论评》第41页。
（22）参见《中央美术学院反右派斗争正在深人展开》，载《美术家通讯》第13期，1957年10月4日出版。
（23）“放出卫星”是大跃进时期的一个口头禅。由于当时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于是在报导粮食高产时，也称“放出高产卫星”。这种浮夸风也吹到美术界，提出美术创作也要全面跃进，大放卫星，并且还规定出“卫星的标准”。在报导江苏省专业画家创作情况时，甚至说“全省美术工作者在今年完成80981幅美术作品”，这个数字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就不得而知了。资料来源：《美术家通讯》第20期，1958年11月5日出版，第1页、第5页及第9页。
（24）傅抱石《政治挂了帅，墨就不同》，见《美术》1959年第1期。
（25）（26）(27) 转引自文聿《中国“左”祸》，朝花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365、362、371—373页。
（28）（29）见张少侠、李小山《中国现代绘画史》，第2ll、270页。

(文：贾方舟/摄影：/责任编辑：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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